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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者虽然都是理性思维的抽象，但概念是对客观实在的直接抽象，不离客观对象而存在，观念却是思维的逻辑抽象，可以变成独立的存在。

人不能作圣，皆负此形也。在戴震看来，人的社会道德虽然以血气心知之自然为其内在根据，但必须依靠后天的经验和学问才能获得。

这样的修养，使儒者习成妇女态，失去健全的体魄，丧失完整的人格，最上者无非是无事袖手谈心性，临危一死报君王，于国家民族毫无实际用处。就其自然，明之尽而无几微之失焉，是其必然也。特别是知，被看作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。戴震心性论的核心是对存天理、灭人欲的揭露和批判，他提出理学家以理杀人的命题，确实具有时代的特征。[12]《唤迷途》，《存人编》卷二。

魏晋以来，佛老肆行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，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。知就是知性或理智，它能指导人如何获得欲和情的满足而又不陷入错误，使之合于道德而不至流于自私。特别是提出智性的学说，把心智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，进一步发展了认知理性的学说。

而世之儒者乃曰，思虑见闻为有知，不足为知之至，别出德性之知为无知，以为大知。就其主张感性和理性、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而言，王夫之的心性论比起理学家以天理为性真、为至善而以人欲为邪恶的道德形上论，确有很大发展。[13]《家藏集·答薛君众论性书》。他把心仅仅看成是形而下的经验之心、知觉运动之心，否定其有形而上的超越性，实际上突出了心的认知功能。

王廷相提出任道不任情，一方面强调智性的认知作用，另方面强调理性对于情感的控制作用，这在中国心性史上还是比较少见的。如果没有耳、目和心，则视、听与思之性能够存在吗？ 性从气出，有生气而后有性，但性并不就是气。

作为群体的人，以仁义等等为其普遍人性，人实际上被固定在不可改变的伦理关系中，只能服从伦理等级秩序，并无独立的个体人格。离气言性，则性无处所，与虚同归。在他看来，人的存在既有物质需要，又有精神需要，前者表现为声色臭味、饮食男女等生理欲望，后者表现为仁义礼智等道德人格的追求，二者都是人性的重要内容。他最后提出天地人物止是一理，事物之理与吾心之理一而已矣的内外合一之学，作为其心性论的最后结论，实际上又回到了理学道德本体论。

他关于人心、道心之说，就没有离开理学的传统观点。觉就是智，智就是性，故智之为性，统明万善，即能认识道而为善。……此则身意之交，心之本体也。性为天德，不识不知，而合于帝则。

恰恰相反，人性完成于后天的努力，而这种努力是没有间断的。就性与道的关系而论，王廷相一方面认为道出于性，承认性有发展成为道德理性的内在根据。

理之所在谓之心，心之所有谓之性，不可混而为一也。但是他也同样重视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，虽出于生命，但又是生命之主。

[16]《慎言·问成性为》。总之，王廷相比较重视人的智性，而不是道德情感及其超越。故曰‘心者身之所主，主乎视、听、言、动者也，则唯志而已矣。[20] 他虽然说得不够明确，但意思无非是，心以虚灵之体为本体，以知觉思虑为作用。但是，由于王夫之否定有自我超越的本体之心，使心回到经验论的认知之心，尽管他接受并承认人性是先验的，但必须经过后天的经验积累和认识，才能完成人性。他提倡以大公无私之天理克去私己之心，这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只能流于空洞的说教。

[31] 毫无疑问，王夫之是先验道德论者，他承认道德理性不仅来源于自然法则，而且与生俱生，人人具有。于其不容已者而合于当然之则，夫安往而非善乎？……夫欲与喜、怒、哀、乐皆性之所有者，喜、怒、哀、乐又可去乎。

[32] 智仁之分，实际上是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之分，心以智为能，而智足以知性，说明心是真正的认识主体，其根本特点则是虚灵不昧。如同耳能听，目能视，心能思，这是耳、目、心所固有的。

[25] 王廷相和罗钦顺一样，并没有区分对象认识和道德认识的界限，也没有发展出科学的认识论，但是他否定先验道德知识的存在，这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。这就是性日生日成说，正是在这里，表现了王夫之的实践主体性思想。

[44]《周颂》九，《诗广传》卷五。这种体用说同朱熹、王阳明都不同。他之所以批判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，也是为了强调认知理性的作用以及物理的客观性。其实都是先验道德本体。

[19] 这个性以教成的思想，正反映了王廷相心性论的经验主义特征。[24]《困知记附录·复张甬川少宰》。

若认精神以为道，则错矣。心为思官，有发有征，而见于人事。

就心性关系而言，王廷相也讲心体用说。[41]《孟子》十一，《四书训义》卷三十三。

总之，神性虽灵，必藉见闻思虑而知[24]。[8]《困知记附录·答欧阳少司成崇一》。……此于性之发见，乘情而出者言心，则谓性在心，而性为体，心为用也。他在宇宙论上是以气为本体的理气合一论者，但在心性论上却以性为体，以心为性之所生、性之所发，因此，心是表现性的，绝不能说心就是性。

理学的另一派重要人物罗钦顺，在宇宙论上持理气为一说，在心性论上则坚持心性为二说。不仅如此，性必须发展成为道德理性，即所谓道，而道德理性又是规定和约束性的。

因此，不能把罗钦顺的心性论同朱熹的心性论等同起来。……性出于气而主乎气，道出于性而约乎性，此余自以为的然之理也。

这里，心与理构成主客体的认知关系，事实上提出了认知理性的问题。[27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八。